蜀汉章武三年，一代雄主刘备病逝于东征失败的败军途中的白帝城，即便到了刘备去世时也未能看到天下一统四海归一。

为什么刘备身边良将如云，弓马殷实，又有诸葛亮这样不世出的天才智囊，但还是未能完成统一三国的霸业。

单就为何刘备身边人才济济也未能实现统一三国的霸业这个问题，毛主席曾做出深刻评价，总结起来就是刘备有两个缺点：一是感情用事；二是不分主次矛盾。

毛主席秒评刘备的两个缺点

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暮年，毛主席始终保持着手不释卷的习惯，对《三国演义》这部书更是爱不释手。

毛主席对《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和历史典故更是如数家珍，在工作和生活中也经常引用《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和故事。

在毛主席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在许多场合毛主席都曾引用过刘备的历史典故，对刘备的缺点更是有着深刻的批评，总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刘备过于感情用事，这是刘备自身的一大缺陷。

在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后的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顺利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顺利举行。

1949年3月23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就在这同一天，毛主席带领中央各组织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主席戏称为“进京赶考”。

在3月24日途经河北省涿州市时，毛主席有感而发对身边的警卫员们讲，《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在涿州与关羽、张飞结为异姓兄弟。

刘备本身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但刘备自身学识低下，喜欢感情用事，并且在许多问题上以情代策。

后面刘备为了替关羽报被东吴杀害的仇，他不顾诸葛亮等人的劝阻，决定东征，但羞于被东吴击败，无脸回到成都见文武百官，最后病死在白帝城。

毛主席接着讲，事实上，对于一个人来说，刘备不需要为关羽付出他所拥有的一切。

为关羽复仇是必须的，但至少现在不是复仇的最好时机，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刘备为什么要感情用事？

可见，刘备的感情用事为他后面遗憾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二是刘备不分主次矛盾，这是另一致命缺陷。

关于刘备的这个缺点，毛主席有着深刻的理解。

在国土沦陷大半，全民族抗战热情达到一个新高度时的1941年，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抗日大势，在新四军正常地部队转移的过程中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意图消灭我党在江南的新四军部队，致使新四军除少部分突围外，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队消灭，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党内会议上，就今后如何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较大分歧。

当时会上的很多同志对国民党的此次举动十分愤怒，主张无论在军事行动上和还是政治交流上对国民党进行立即反击，不再忍受国民党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苦难！

听到会上同志们的激烈讨论，让毛主席不由得冷静下来。

后来经过思考，毛主席用三国时期刘备东征伐吴失败的典故分析当下困局。

三国时期，关羽据守荆州最后大意失荆州，关羽最后身死。

刘备悲愤交加，制定东征孙吴的战略规划。

但是最后却被东吴火烧七百里连营，大败于东吴。

刘备东征孙吴最后引得大败而归根结底就是在于刘备在制定东征政策时没有区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在谋划东征时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蜀汉的顶级智囊诸葛亮早已在《隆中对》中对蜀汉的发展方针进行了宏观上的谋划即“东联孙吴，北据曹操”。

在魏蜀吴的三角鼎立的局势下，要想实现最后统一天下的终极目标就要分清主次矛盾，在刘孙曹中，刘曹是主要矛盾，孙刘之间的矛盾是三间关系中的次要矛盾。

同时，在孙刘的矛盾中，孙刘的矛盾还是在孙刘统一战线的内部的矛盾，因而在孙吴多次进犯荆州时，诸葛亮采取的策略都是羁縻政策，保持着表面的和谐，直到最后向孙吴让出了荆州的一点地方。

但是相比于诸葛亮，刘备不懂得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派了自己的二弟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并不明白诸葛亮的那一方针政策，结果不仅让关羽白白丢掉了性命还失去了荆州这一战略重地。

但是随着关羽的死，让刘备的心境发生了变化，执意要攻打东吴，结果就亲手毁掉了诸葛亮制定联吴这一重要的战略，也就是主动放弃去抓曹刘这一主要矛盾，反过来去抓孙刘这一次要矛盾，最后却也东征不成，让他自己也郁郁而终。

“同样，我们对待国民党反动派要区别对待，不能因为顽固的蒋介石一类人，而破坏掉了合作抗日的大局。像国民党的左派的这些人，还是要争取的，还是要团结他们，才能把国家弄好。”

由此辩证地分析看皖南事变，对待国民党也要区别开来，将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和国民党左派区分开来，争取能争取的，团结能团结的，才能把国家建设好。

在毛主席讲完这番话后让大家得到信服，最终也稳定了来之不易的统一抗战的大好局面，更得到了全社会的称赞。

刘备的两个缺点给他带来的失败

其实，刘备做出东征孙吴这个决定，直接就反映出了他的两个缺点。

对刘备来讲，注重感情、礼贤下士、宽容待人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望，但是过分注重感情会导致感情用事，感情用事会让原本冷静的大脑变得狂躁，最终会导致误事乃至于失败。

建安二十六年，刘备在蜀中成都称帝。

称帝后的刘备并没有再次高举“匡扶汉室”的大旗，更没有对篡汉的曹魏发兵的打算，却是召集蜀汉全国的力量去攻打孙吴。

这么做的原因是刘备的结义兄弟，蜀汉大将关羽被孙吴擒杀，他要集结力量为关羽报仇。

即使刘备被愤恨冲昏了头脑，蜀汉重臣赵云却保持着冷静，他上奏苦劝刘备不要意气用事，不要破坏已经定下的联孙据曹的战略决策，因为“国贼曹操，非孙权也”。

因为在赵云看来，天下大义相比于为关羽报仇更加重要，首先要做的不是伐吴报仇而是顺应天意伐魏，“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但是刘备并不信服这种说法。

除了赵云以外，蜀中名门望族出身的秦宓也现身说法，但是盛怒之下的刘备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秦宓不但无功还被刘备关押起来。

其实从赵云和秦宓二人劝说刘备不要出兵伐吴就可以看出，蜀中大族和刘备的老班底嫡系都不支持刘备的这次起兵伐吴，所以刘备的这次起兵伐吴是他自己圣心独裁的结果，因而这次战争其实是不得人心的。

刘备做出的起兵决定并没有听从其他人的劝说，归根结底是他自己被自己的个人情感动摇了应该冷静的头脑，丧失了理智分析、决策的能力，最终做出错误的决断。

在蜀汉兵临城下后东吴乞和，蜀汉不从。

孙吴一边向曹魏称臣一边令陆逊为将，最终蜀汉大军落得个火烧七百里连营的下场。

正如前文所讲，毛主席在路过刘备老家河北涿州时对刘备的评价—感情用事，就已经注定了刘备伐吴的最终结局。

夷陵之战中，刘备将蜀汉未来的气运全部输掉了。

诸葛亮早已在《隆中对》中对蜀汉的未来发展做出了宏观的战略规划即“东联孙吴，北据曹操”。

但是战争的失败直接让原本的“三足鼎立”国家格局形式变成了“一超两强”，蜀汉再也没了和吴魏两国相提并论的资本。

夷陵之战的失败归根结底在于刘备没有真的抓住曹刘这一主要矛盾，反而抓住“孙刘”这一次要矛盾不放，在刘备称帝后，“匡扶汉室”似乎就被刘备忘到脑后了，在决定是否发动东征伐吴时更多的是被其个人情感所左右，而不是理智的分析后做出明智的选择。

因而夷陵之战的失败是刘备自身的这两个缺点共同影响后的结果，这一战更是将蜀汉的国运来了大转折，为后面诸葛亮即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未能完成先皇的遗愿，更是为后面的魏国吞蜀埋下了伏笔。

刘备的失败对毛主席的影响

夷陵之战的失败不仅让蜀汉大军覆没，更让刘备郁郁而终。

随着刘备病逝白帝城后，诸葛亮辅佐刘禅继续着先皇刘备未完成的统一三国的愿望。

在诸葛亮剩余的11年时间里，诸葛亮七擒孟获，又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真正做到了他在《出师表》中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蜀汉来说是忠心耿耿，但最终也未能完成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宏愿，最终病逝于五丈原。

毛主席熟读《三国演义》，更能做到对《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故事客观分析以及引用，因而这本书对毛主席的意义非凡。

对刘备的客观理性分析更是毛主席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毛主席辩证的论证分析刘备的自身缺点，无论是刘备的感情用事还是不分主次矛盾，都被毛主席分析得头头是道，更是应用到了中国的革命进程中去。

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对刘备的评价以及在不同会议、对话中的引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除了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引用刘备实例外，在红军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更是和刘备不顾已经制定的战略方针发动东征孙吴的历史事件更是出奇的相似。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以李德博古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华苏维埃红军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和毛主席建立中华苏维埃的战略初衷以及前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正确经验不相符合。

并且他们将毛主席对军队的领导权进行剥夺，禁止毛主席领导军队并且拒不接受毛主席提出的任何正确建议。

他们不顾红军的真实情况而义无反顾地听从共产国际专家李德的建议，放弃红军有优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用所谓正规“阵地战”来和国民党军队打消耗战，用所谓的“正规”战争替代原有的人民战争，最终让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败，迫使红军进行长征。

这与刘备的东征伐吴之战多么类似，抛弃了原有的“联孙抗曹”的战略规划，只凭感情用事而不顾自身的实际情况，并且军队原有的统帅都没有直接执掌军队，最后以失败作为结尾。

和刘备不一样的在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最后让红军起死回生，最终带领解放军解放全国，最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

小结

刘备虽出身宗室但起始于微末，金戈铁马数十年终建蜀汉于西南。

南征北战多年带来的是蜀汉朝堂上的人才济济和蜀国内部的欣欣向荣。

但是受困于感情用事和不分主次矛盾，刘备虽苦心经营但直至临死时也未能做到一统三国，归根结底在于其自身缺点带来的局限性大大限制了自身优点带来的相对优势。

但是以史为鉴，刘备的失败有时代的限制更有自身缺点的束缚，让他没能完成统一三国的夙愿，但是这也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正如毛主席对刘备的评价：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

刘备的失败为后世的毛主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让他可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抽丝剥茧地发现事件的本质并作出应有的判断，进而完成历史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